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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三角

来源: 小学生故事网 时间:2019-07-20 13:30 admin 点击次数:
奥莱斯特·平托上校,1914年起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地为法国情报部门工作。他对反间谍工作有独特的一套理论和实践,如“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用刑、变相体罚和精神折磨”等。艾森豪威尔将军评价他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让我们通过这篇《魔鬼三角》,看看这位“反间谍权威”如何进行她的诱狐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然而许多顽固不化的纳粹复仇分子仍在暗中活动。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在海牙附近的斯赫维宁根监狱安顿下来,那里为他保留了被称为“奥伦治饭店”的监狱的一翼。平托上校在那里处理了许多荷兰最重要的案件。一天,他收到一张匿名纸条,上面用哥德体写着: 萨德尔夫人是德国人的情妇和间谍。应当对此事进行调查。该死的叛徒! 平托上校的原则是,有控告,就应当进行调查。他仔细地研究匿名信,上面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匿名者好像有一定的文化,但信是在匆忙中写成的。句号的圆点外面又加上了一个圆圈。萨德尔在荷兰是个司空见惯的名字,平托上校花了,两天时间去查找姓萨德尔的已婚妇女。他把查到的名单看了一下,只有一个可疑,此人可能就是被控告者。她的丈夫是个小印刷厂的厂主。德国人占领荷兰后,接管了印刷厂,并强迫厂主为他们工作。这样,作为抵抗组织忠实成员的萨德尔就开始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干起来了。事情很简单,因为他是印刷厂的主人。工厂是幢两层楼房,上下两层都属于萨德尔。后来,除了他和妻子的两间卧室,其余都被德同人霸占了,住着一个盖世太保的军官和他的副官及工作人员。 看起来,萨德尔的印刷厂并不寻常,它竟在德国人的控制下生存了下来。小型的印件和每日对该区驻军下达的指示都在这里印刷,德国人自己带了一个排字工人,因为每日下达的指示有着重要的情报价值。萨德尔的工作仅限于指导,并有一个士兵在旁监视,防止他偷看印件的内容。尽管表面上他什么也不看,但却把有用的情报转送给抵抗组织。 1944年7月底,即盟军大反攻的儿周后,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也许由于缺乏慎重,电许纯粹因为不信任,盖世太保暗中下了手。他被捕后,在盖世太保的司令部关了几天,以后便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估计他可能被送进了集中营,或是被处决了。 然而,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月,即1945年4月初,萨德尔又出现了。他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他说曾被德国人拷打过,并让人看手下的一块鲜红的伤疤,这是被审讯官用燃着的香烟烧的。盖世太保担心抵抗组织用武力搭救他,把他弄到了德国北部的一个集中营。盟国进入德国,逼近集中营时,关押的人被徒步驱赶到北部一个更远的地方。在一次白天的空袭中,萨德尔逃跑了。他在野外流浪了几天,直到被加拿大的先头部队抓获。经过盟军的审问,他得到回原籍的许可。他就这样回到了家。 自然,他成了英雄。一个为抵抗运动出过力,在严刑拷打下不屈服,最后又逃出虎口的人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就在他回来的前几个星期,关于他妻子的耸人听闻的谣言传开了。谣传说她成了德国军官的情妇,而且是在丈夫还在家时就勾搭上了。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当丈夫在楼下欺骗德国人时,她却在楼上欺骗着丈夫。 在盖世太保统治下,人们无能为力。随着德国人的撤走,丈夫回到该城,事情就麻烦了,谁也不能指控一个在欢呼声中荣归故里的英雄的妻子。萨德尔先生并未对此表示怀疑,重新在妻子身旁开始了生活。然而,大家对萨德尔夫人的不忠和对丈夫的英雄气概同样都是坚信不移的。 平托上校一直权衡了几天。是掩盖这一丑行,让狗继续酣睡,还是调查此案,将狗唤醒,断送这一对看来还幸福的夫妻? 最后,为了平息那些摇唇鼓舌之人,平托上校到萨德尔夫妇家中进行了一次表面看来是社会调查性走访。他选择了一个萨德尔不在家的时间。 萨德尔夫人亲自接待了平托上校。 萨德尔夫人大约30岁,身材苗条,相当标致,虽算不上绝色佳人,但却性感十足。她身上有种迷人的,看上去十分舒服的东西。 萨德尔夫人一点也不傻,她给平托上校端来一杯咖啡,闲扯r几分钟后,便微笑着坦率地说:“平托上校,你一定很忙!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谈谈天气和已经结束了的战争,是吗?” 平托上校笑了笑说:“是的,萨德尔夫人,我这次来的确另有原因。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目的吗?” 萨德尔夫人笑了。 平托上校从皮包里取出匿名信,递给她。 萨德尔夫人看着信,突然抽动了一下,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又变红,样子十分窘迫。看完后,她把信扔在了地上,平托上校又捡了起来。她双手捂住脸,茫然地坐下。 平托上校没有说话,等她平静下来。最后,她抬起眼,谦恭地说:“你对审讯工作一定很有经验,是吗,平托上校?” “是的,可以这样说。”平托上校回答。 “你喜欢听实话吗?” “差不多最后都能讲实话。” “看来,骗你是无用的。早晚你会知道一切。这封信……是事实。但又不全是事实。请允许我说明一下。” 萨德尔夫人向平托上校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在五年被占领期间,他们家住过好几个德国军官。他们都很安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事时,才同地说几句话。 1944年,当时住在她家的军官被提升,接替者是冲锋队军官豪普特曼少校。他在俄国前线受了重伤,来到荷兰维持治安,同时也顺便养伤。他年轻,比他的前任英俊得多。更主要的是,他没有那么狡猾。他笑容可掬,只要遇到她,总是说:“你好。”他曾邀请她和她的丈夫,到他的房间喝过一次名副其实的咖啡。在当时,喝杯咖啡或应邀赴宴都是十分难得的排场。奇怪的是,是她首先拒绝邀请,她认为同敌人欢聚是不适宜的,但是,丈夫却坚持要去。她知道丈夫同抵抗组织有联系,但他却从未透露过。她对此也不加过问。 接着,不幸的事发生了。少校到他们家不到两个月的一天早晨,她的丈夫被捕了。萨德尔先生匆匆跑上楼梯,吻了她,并告诉她发生的事情。接着,两名士兵把门叫开,把他带走了。 当晚,豪普特曼少校敲她的房门,说她的丈夫被监禁,但时间不会长,他是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要被处以极刑。决定她丈夫命运的权力落到他——豪普特曼少校手上。显然他不能释放她的丈夫,但可以设法免除他的死刑,不致立遭处决,改判徒刑。如果萨德尔夫人对豪普特曼少校能够有所表示,丈夫便可免死,因为少校和将要审判他的法官有私交。 形势很微妙:以声誉换取丈夫的生命。萨德尔夫人说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想扑上去狠狠揍他一顿,报复这一卑鄙的建议。然而,细想之下,她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再三权衡,她决定接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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